开放与包容，早已融入广州的城市基因

撰文/南楠 1974年，广州的春天多雨，清晨的流花路总有一层薄雾。那时，东方宾馆的旋转门里经常转出一批外国商人，穿深色西装、蹬正统牛津三接头皮鞋，匆匆跨过马路，没入街对面外围已人声鼎沸的广交会流花路展馆。展馆内陈列着工艺品、纺织品、轻工品和待出口的机床，每张桌子上都交织着算盘拨珠声与计算器按键声，这些声响决定着一份份跨国合同的最终价格。

这就是一年春秋两届的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974年启用的流花路展馆内热火朝天，而展馆外，广州乃至整个中国仍凭票精打细算地生活。国门尚未完全敞开的年代，中国向世界打开的那扇窗，除北京之外还有广州。若说北京留给世界的印象是紫禁城，广州给世界的印记便是中国的人间烟火。

当这扇窗越开越久，进入广州的便不只是越洋订单。港资酒店、南洋骑楼、意大利名帅以及巴西前锋，几十年间一步步走来，落地，扎根，再被这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梳理或拼合，融入其固有的文化气质。所谓开放深入广州骨髓，绝非几句话或几篇文章所能形容，而是这座城市两千两百多年沉淀下来的气质显现。广州人见过太多世面，因此从容；也正因见惯风浪，才能容纳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只要自己乐在其中。

许多人初识广州的印象是“新”，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仿佛从1978年到如今的近五十年便代表了广州的全部。然而，广州的历史可追溯至秦代。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在此筑城，史称“任嚣城”，那正是广州古城的起点。两千两百多年过去，这座城的城址基本未曾迁移，当年的任嚣城位于今广州市仓边路、越华路、中山四路、北京路一带，至今仍是中心城区。长安、洛阳、金陵等更响亮的名都或因战乱或因改朝换代，多多少少搬过家，唯有广州始终安居珠江畔，笑看潮起潮落。

via 南越王博物院

历史的底蕴是广州消化与融合外来事物的根基。1983年发掘的南越文王墓中，出土了蒜瓣纹波斯银盒、整支非洲象牙和阿拉伯乳香，这些均是两千一百年前的进口奢侈品，被赵佗之孙赵眛带入墓中。那只波斯银盒是典型的广州“出品”，西亚造型，盖上的铭文却是汉字，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赵眛的银盒曾由本地工匠重新加工。

面对外来之物，先接纳，再按自己的方式将其化为广府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动作，广州已做了两千多年。可以说，后来的一切不过是这一动作的反复重演。南朝时，天竺高僧菩提达摩从海路而来，在西关登陆后留下“西来初地”的地名，并将天竺佛法传入中国。然而，传说一百五十年后，六祖惠能在光孝寺展开风幡之辩，一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将天竺佛教说成了中国人都能听懂的中国话。

清代十三行，一口通商持续近百年，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里，广州代表整个中国与西方通商；1957年广交会创办，对外交流的窗口从流花路一路延伸至今日的琶洲；1983年白天鹅宾馆开业，这是广州首家港资酒店，大堂里的人造假山瀑布名为“故乡水”。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上下九的骑楼效仿南洋建筑，如今装载的却是岭南生意；陈家祠的陶塑灰塑之下，垫着的是进口铸铁花饰。

若将所有这些故事拼合起来，便浮现一个问题：为何两千两百多年来，广州融合了国内外无数文化与事物，却从未被任何舶来品反客为主？粤剧依旧是粤剧，早茶还是那套早茶，粤语里中古汉语的九声六调至今仍是广府文化的核心之一。可以说，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底蕴才是广州这座城市的脊梁——只有清楚自己本应是什么样子的城市，才有勇气与底气面对外来之物；而与舶来品打过两千余年交道之后，广州也更清楚自己该是怎样一番模样。

via 广州粤剧院

如果说两千两百多年持续不断的国际交往历史，赋予了广州笑对一切的底气，那么这座城市由此衍生的包容性，则给了几乎所有外来者留下的理由。

高楼林立的市区里，一栋楼中住着几十户人家，许多人从未交谈，见面不过点头示意，既不知晓，也无需知晓彼此谋生的行当。没有刻意的客套，没有生硬的寒暄，彼此相敬如宾。换作别处，这或许叫作冷漠；但在广州，这是一种令大多数人都感到舒适的状态。

广州是一座能让几乎所有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意人若要撑场面，珠江新城的CBD里不乏高端场所；但若穿一双广州特色的人字拖，蹲坐在路边大排档吃一碟干炒牛河，也绝无人觉得寒酸。广州的老字号茶楼，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搭台”，所谓“搭台”，便是素不相识的人同坐一桌，你喝你的普洱，我品我的香片，你看你的报纸，我听我的粤剧，互不打听，也互不侵扰。

via 《广州日报》

事实上，广州最显著的融合体现在饮食之中。传统的虾饺、烧卖、凤爪这三件套永远是茶楼主角，但外来的菠萝油和丝袜奶茶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类型的菜系表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是川菜还是湘菜，哪怕日料或者土耳其烤肉，落地广州不出几年，便能生出广州特有的味道。与两千两百多年前一样，这座城市的主体人群既吸收着外来文化与外来事物，也于无声无息的融合中影响着这些舶来品。

因此，在小北，非洲兄弟们拥有自己的餐厅、理发店和教堂，一住就是十多年。广州人把那里叫作“巧克力城”，慢慢地，非洲兄弟们也这么叫，这称呼成了他们的日常，融进了他们的日子。沙面的老洋房里，欧洲人来来去去，过几年便换一拨人。非洲人能在广州找到喜欢的生活，欧洲人亦能如此。所谓国际融合，底层逻辑其实就是——谁来都能活成自己。

在广州这座城市里，包容绝不是忍让，而是这座城市压根没觉得你有多特殊。只有当一座城市能同时容纳几种乃至几十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它才谈得上有可能性；而可能性恰恰是国际交流融合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毫不夸张地说，交流的前提是期待并接纳意外，一座一切都已定型的城市，给不出惊喜。

via 《广州日报》

若将广州的这些城市特质映射到足球上，许多事便不再是巧合。今年1月，英超狼队官宣徐彬加盟。在官方发布的短片中，徐彬用西班牙语与工作人员交流，对方惊讶于这个中国小伙为何会说西语。实际上，徐彬曾在马德里生活过一年。

徐彬并非个例。时间再往前翻，广州这座城市一度成为中国足球国际化的实验室。2012年恒大足校成立，合作对象直接对标欧洲顶级的皇马；里皮和斯科拉里两位世界杯冠军教头先后坐上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教练席，埃里克森与斯托伊科维奇则先后执教越秀山。欧洲大陆不同流派的足球哲学，曾在这座中国南方城市中激烈碰撞。

我们不能不提归化，因为归化是对广州城市气质的最大考验。2019年9月，艾克森成为中国足球史上首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归化国脚。首秀之前，他学唱国歌，练习中文，在社交平台上首次用中文向球迷问好。艾克森之后是蒋光太和洛国富，他们把家与职业生涯的下半场都安放在了广州。这是中国足球第一次真正将外国人变成自己人。当这一变化发生时，没有人觉得天要塌了，就像当年无人觉得菠萝油进入茶楼有什么不妥一样。这样的事，广州两千两百多年来见惯太多版本，足球不过是又一个新的故事罢了。

珠江潮起，珠江潮落。两千两百多年里，广州笑对了太多的潮起潮落。因此，当西班牙人萨尔瓦多换了一个东家来广州担任青训总监，当日本人上村健一掌舵英华思力青训，这座城市的态度始终不会改变，这么多年从来如此。因为广州本就是这样的地方——无论是在越秀山踢球的、十三行卖衣服的，还是在华林寺做玉器生意、在上下九炒粉的，不论什么身份的人，都能坐在同一张桌前，互不打扰，各得其所。